《民法总则》10条中广义法律的展开，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强制性规定之民事行为效力、违反保护性规范之侵权责任、物权法定原则下的物权规范体系构建等命题。
[25]在中世纪，必要完全处于法律之外，并且排斥法律。洛克认为特权是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
1916年，英国在动乱的爱尔兰宣告戒严法，不过时任首相阿斯奎斯主张：尽管戒严法已被宣告，但它并未实施，所有的紧急行为都依据国土防卫法。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这本经典著作接连再版，其影响力再创新高。[7]C. L.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 New Brunswick, N. J.：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pp.17-19. [8]治权是执政官从国王那里继承的一种原本的、统一的最高权力，以军事权力为基点，包括政府职能的权力和司法权。1920年10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冠名为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s Act)的法律。1983年，位于日内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发起了一项世界性的紧急状态调研，一共调查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14个国家，结果发现有9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中。
[19]前引[2]，Mark Neocleous文。如果拒不离开，将被捕下狱。其结果，一方面，许多百姓要通过学习法律来识别自己的利益、懂得自己的权利，从而弥补这种"断裂"，重温转化的自然过程。
2014年该书被评选为"1978-2014影响中国的十大法治图书" 3.从利益要求（保护和增进自己利益的要求）到参政要求，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以上三方面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利益要求向权利要求转化的程度。（3）权利义务纠纷的下向运动，即所谓"让问题都能在基层解决"。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到，制度及其所包含的程序、规则等本身就蕴藏并表现价值。
也就是说，一种利益只有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体制上同时具有不可侵犯性，才会真正设定明确的、完全的相对人即相应的义务主体，并因此成为一项完整的权利。在乡村，它首先指向基层社会的公共权力，本能地要求制约公共权力的行使，并进而产生参政的愿望。
换言之，一种利益只有具备了道德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司法上的可诉求性，才能成为一项权利。只有先走好了这一步，才会出现真正的参政权要求。同时，公共权力及其掌握者自身又总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个别化的利益实体加入到利益关系中，即"公权私化"了，如公款吃喝、裙带风、多吃多占等。简单地套用某些现有的观念和分析模式，恐难奏效。
权利由多方面的要素构成，利益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从首山村和南地村的情况来看，农民对政权的要求，尤其是对村级政权的要求，基本上还是限于廉政和明政（清官加明君），看不出有多少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来影响政策和法律、改革体制的想法。在学习、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后，工厂女工集体上告，还有兵河化工厂最后诉诸法院解决纠纷，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这里刊登夏勇先生当年写的一篇调查手记，以飨读者。
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并通过问卷来显示。合影者为景洪县调查点村长。
利益要求之转化为权利要求，主要有三项指标：一是该利益获得社会的、道德的支持，二是该利益获得法律的支持并因此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基层社会则立足于平息纠纷，以无讼为治，如南地村村委会制作的《村规民约》第四条规定："抓好法制教育，促进我村社会风气，普法工作有规划，做到人人懂法守法，全村无治安案件，无灾害事故，无民事纠纷"。
尽管普法中存在"以吏为师"和重守法、轻用法的倾向，但是，向民众灌输法律知识的过程，就是民众体认价值、体认权利，从而在观念领域完成从利益要求向权利要求转化的过程，这可以叫做"法律刺激"、"程序启蒙"。（2）大量民间纠纷向法外运动，"舍权而保利"，此即辽阳干部屡次谈到的私了成风，"多大的事也敢私了"。古贤所谓"礼教"之精义，即在于此。首山村村民成群结队去县里告状，是受利益的自发驱动，并得到道德、舆论的支持，在法律上也有充分的根据，但这种告状所指向的是党政权力，希望通过行政途径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因此，这种利益要求还不能被看作表示了一种合格的权利要求。党政解决是一次性的、随机性的，如果要对未来的同类问题的解决有所影响，也仅限于传承所谓"工作作风"的层次。4.从利益要求到参政要求，必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利益要求转化为权利要求。
据统计，全村五千三百四十五人，一千七百六十户，从事农业劳动的仅占14%，从事村镇工业的占48%，从事第三产业的占38%。所以，良好的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一种启蒙，就是利益要求转化为权利要求的诱发和保障机制。
据统计，一九九一年该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一千五百元。这是推动中国法制进步、加强民权保护的一种特殊方式。
因此，下一步应该选择一个较小的固定观察点，通过蹲点，解剖麻雀。（2）各利益主体的自主、自立的能力较强，大多是在市场经济中闯荡的"能人"，他们有知识、会交际、见识多广，天不怕地不怕。
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已经和乡村的经济、道德、血缘、自治等方面的因素融为一体。只要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制度，即使是出自所谓"防民之道"，也孕育着权利。遗憾的是，学术争论似乎也在不意间冲淡了公民权利这个时代主题的隽永与冷峻。7.分析访谈材料，还可以看到，在利益要求向权利要求的转化过程中，存在三个方面的逆向运动：（1）前面已述的，已经合法化的即已经算得上法律权利的利益要求因诉求对象上的受挫而降低为单纯的利益要求，重新置于党政长官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
可以说，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一种形态，也有别于推行宗教改革、市场经济和代议政治时期的欧洲村镇。时下基层社会的官与民的关系之所以紧张，就是因为在利益个别化之后，原来建立在"一大二公"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及其掌握者没有让公共权力保持应有的超然性，真正凌驾于各类个别利益之上，为业已脱离整体纽带的个体利益提供组织化的保护，相反，却是作为一种更大的整体利益及其代表者--中央和省、县级政权的一个执行者，来与乡村众多的利益主体发生关系，并对他们发号施令，如执行摊派。
感谢有关人士提供图片资料。许多访谈材料的获取，其实也不是非下乡不可的。
这是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利益要求向权利要求转化的自然过程的"断裂"。傣族村里的老人说，村干部都由年轻后生干，大事有长老会管着。
缺乏道德、宗教和法律背景的市场经济下，血缘关系和人情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契约关系和法律的作用也同样不显。看不到宗教的政治作用，也看不到新的政治实体。（3）外来户即"移民"占全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原有的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血缘家庭关系）的约束作用比较微弱。但是，当个人利益增长到一定程度，利益本身以及利益主体保护和增进自己利益的要求，就有了某种独立性。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在党和政府的引导、扶持下启动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改革政治体制，扩大司法职能，乃是当务之急。
不过，申报、公开制度只能制约村级公权，而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诸多摊派项目远远超出了村级公权的范围，是村干部做不了主的。三是该利益获得政治体制的支持，即确认和保护该利益的法律拥有至上权威，并因此能够通过法律途径阻止对利益的任何侵犯或对受到侵犯的利益给予补偿。
这里，强大的中央集权已经存续四十多年，并且中央集权一直是以乡村作为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最终立足点，人们始终可以感觉到政府权力的强大。也因此，这种利益也很难得到持久的、稳定的保护。